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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应如何调整  

2011-02-04 14:22:14|  分类: 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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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算为397983亿元。按2010年12月31日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GDP总量为6万亿美元,已超过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过去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6%。按市场汇率计算,人均GDP从1995年的600美元跃升到今年约4 000美元。按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
  但是,中国经济内部也隐忧重重。比如,伴随生育控制而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工资水平急剧上升;受制于政府改革的滞后,经济结构调整步履维艰;同时,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分配不公矛盾突出;近年来,通胀高企、房地产泡沫也在不断累积。
  面对这些挑战,未来15年,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它过去的增长表现?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应如何调整,应重点推进哪些方面的改革?
  经济学家、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认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中国经济将告别30年多的高增长,进入增速较低的发展阶段。面对劳动力短缺、社保体系不健全等挑战,面对收入差距拉大、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做出调整。
  首先,货币政策方面,政策制定者必须清醒看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在下降,不可能持续像过去15年那样的高速增长。基于此,经济政策制定者要及时调整对适当的货币总量增长和利率水平的认识。
  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汲取。1971年-1973年间,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增长率降至0.9%,而1961~1965年间该数字则为2.2%。与此相似,1991~1997年间,韩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4%,比1981~1989年间下降了0.9个百分点。1990年-1997年间,韩国的名义工资年均增长15%,远高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实际上显示出,其经济增长速度已大幅放缓。
  但是,面对这种现实,日本和韩国面却试图通过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维持高增长。
  日本政府在1971年-1973年间、韩国政府在1993年-1997年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了投资的大幅扩张,并在部分年份维持了高增长率。
  但是,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背离其潜在水平,靠政策刺激维持的高增长往往通过金融或经济危机来强迫实现调整。当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和韩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也就彻底结束了。中国应当汲取上述教训,未雨绸缪。
  其次,财政政策上,中国应加快推进税制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城市化,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同时还要进一步改革税费体系,理顺资源价格体系,促进城乡、区域、阶层之间的机会均等。
  就财政收入而言,个人所得税应从分类征收最终过渡到综合税制。同时,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级距也可简化,最高边际税率可降低,30%-35%的最高税率较为适宜。而增值税应扩展到服务业,取代现在针对服务业征收的营业税,以支持服务业的发展。
  在楼继伟看来,物业税(房地产税)的开征将为地方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有助于引导和改善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其更关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减少短期行为,有利于城市化的良性发展。
  最后,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依然是要“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健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未来应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通过税制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保证这些职能有相应的财力支撑。

  支出责任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三条:第一,要看外部性由谁来承担,如果外部性主要发生在当地,职能就应改给当地。第二,要看信息复杂程度,信息复杂程度越高的越适合于基层来管;信息复杂程度低一点、属于全局性的问题适合国家来管。第三,激励相容。即确立一种制度安排,有助于激励各级政府按划定的职能尽力而为,并使全局利益最大化。所谓全局利益,可以用全国GDP、就业、收入分配、环境友好等指标综合表达。
  在楼继伟看来,上述三个标准综合衡量,中国政府间职能划分过于分散,许多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能中央没有承担起来。诸如养老保险、司法、海域管理、跨域水利建设等,都是具有强外部性的跨地域公共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
  同时,医疗保险和义务教育,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主要费用,并由中央协助地方管理。从总体上看,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合理划分,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和社会阶层间的均等化,实现机会的平等。
  他还指出,在改革过程中,有一个长期目标,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而且不因为各种短期的权衡和考量而损害长期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将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必须立足长远,也必然对短期利益作出一些权衡妥协,但妥协的结果最终应该逐步收敛,向长期均衡点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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